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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与国际贸易结构转型研究综述] 低碳经济论文

来源:人生哲理 时间:2019-05-20 点击: 推荐访问: 国际贸易 结构 结构主义

  摘 要: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低碳经济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低碳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结构变化和转型的研究也已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低碳经济与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关系以及低碳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结构转型路径等方面。尽管近年来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由于各个学者选择的研究变量、研究地域和研究时段的不同,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和分歧。各国学者出于代表本国或本区域利益的原因,对低碳贸易的研究侧重点不同,特别是与低碳贸易政策有关的研究存在利益分歧。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是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不够。为此,迫切需要我国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研究如何解决低碳背景下我国外贸结构的优化、碳交易市场的拓展、碳关税的应对策略、碳金融的创新以及分行业、分地区的外贸转型发展等问题。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贸易结构;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19
  近年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要议题,而且正从一个环境问题演变成涉及全球的政治、经济、贸易和社会等的复杂问题。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长期沿用的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增长方式,给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长期依赖资源型出口产品的外贸结构与低碳经济的发展潮流相违背,亟待加以改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不仅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也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要求。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既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在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上,中国政府郑重承诺,到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05-2020年期间中国单位GDP能源消耗年均至少需要降低3.35%—3.9%[1]。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正面临着艰巨的减排目标和任务。
  当前低碳产品日渐成为国际商品贸易市场中的新主角,以低碳认证为主的绿色壁垒已成为国际贸易壁垒新趋势,这导致主要以出口加工贸易方式为主、过分依赖中低端制成品出口的中国对外贸易在全球低碳经济潮流中显得越来越难以持续[2]。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生产和消费发生分离,在一国生产的产品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消费,而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对环境的破坏又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从而留在生产国。因此,国际贸易可能会使生产国的能源利用和环境状况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2003年《能源白皮书》中,它是指基于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生态经济。“低碳经济”这一名词被提出以后,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低碳经济研究的热潮,其中对于低碳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结构变化和转型的研究也已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低碳经济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以及低碳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结构转型路径研究两个方面。
  1 低碳经济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
  1.1 国际贸易和能源消费研究
  AryeL.Hillman等使用投入产出法,在 H-O理论模型中把能源作为解释变量,放宽假设,采用 3*2*2 的模式,即三种要素投入两个国家两种产出,最终通过这个新的模型,对投入产出法的研究作了更深入的探讨[3]。Machado G等研究了1970-1992年间巴西的国际贸易对其能源消耗量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995年巴西出口的非能源产品中的能源含量明显大于进口产品中的含量,巴西每单位产值出口商品平均要比进口商品多消耗40%的能源[4]。Chen Ying等利用投入产出法,对2001-2006年中国贸易隐含能源消费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中国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巨大的外贸出口引起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国从1993年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由于国际贸易,中国实际是隐含能源的净出口国。2002年中国出口隐含能源为4.1亿吨标准煤,但如果排除进口商品隐含能源1.7亿吨,中国净出口隐含能源为2.4亿吨[5]。Lan Yisheng等认为高出口增长和高能源消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大特征,并对21种出口行业工业品能源消费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过去的32年里隐含能源出口保持着年均23.6%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中国隐含能源的出口量将是能源产出量的8倍。作为一个人均能源产量比较低的国家,中国必须改变出口贸易模式,根据能源消费敏感度,对不同出口产品采取鼓励或限制的政策[6]。
  赵晓丽等运用投入产出理论,通过建立能源消费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计算模型,运用1992、1997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首次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分行业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7]。朱启荣测算了2002年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活动能源消耗量,分析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认为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得我国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但由此形成的贸易结构不利于国内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8]。熊妍婷应用面板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检验了中国能源消费和贸易开放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增长1%,带来人均能耗0.09%的增加,人均能耗对进出口的长期弹性约为0.5[9]。赵晓丽等运用指数因素分解法,根据“联合产生和平等贡献”原理,研究中国国际贸易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认为1980-2005年中国进出口能源强度的下降,是由于出口商品能源效率变化的推动,高耗能产品净进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能源消费的过快增长[10]。刘强等利用生命周期的评价方法,对中国出口贸易中的46种重点产品的载能量和碳排放量进行了计算和分析[11]。Fredrich Kahrl等也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活动对能源消耗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迅速增长是导致中国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12]。王元道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内涵能源,证明出口贸易内涵能源的增加是我国整体能耗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13]。蒋和平等对广西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关系进行研究,指出出口贸易波动对能源消费产生持续负向影响[14]。   1.2 国际贸易与碳排放研究
  1974年,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能源分析工作组首先提出隐含碳(Embodied Carbon)的概念,用以衡量某种产品或服务生产过程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碳排放。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隐含碳”和转移排放有许多相似之处,隐含碳核算又和投入产出原理密切相关,因此投入产出中的许多概念被应用到隐含碳的分析中,投入产出分析模型也成为测算隐含碳排放的重要方法之一[15]。
  在进出口贸易和碳排放关系上,国外的研究主要有:Wyckoff对6个OECD国家1984-1986年进口商品隐含碳排放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制成品中隐含碳占到总排放量的13%左右,认为进口产品会抵消国内减排措施的效果[16]。M.T.Tolmasquim在对巴西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研究中指出,一个国家向能源密集型的经济结构转变将会给该国环境造成巨大影响,巴西在1990年代CO2排放量的增加与贸易专业化向能源密集型转变存在密切关系,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致巴西碳排放增长7.1%[17]。
  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出口商品隐含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Shui等通过研究中美贸易隐含碳问题,指出中美双边贸易为全球增加了7.2亿吨的碳排放量,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量的7%-14%[18]。Dabo Guan等分析了中国1980-2030年的碳排放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消费、投资和出口增长是中国碳排放增加的三个主要因素[19]。齐晔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20]。孟祺利用投入产出法测算了中国出口商品国内的碳排放情况,指出进口中间产品无论是对我国还是全世界都起到“减排”的作用[21]。李善同采用结构分解方法,对中国各地区、各产业能源强度差异进行因素分解分析[22]。王媛等应用对数平均指数法(LMDI)对中国影响隐含碳净转移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并对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进行估算[23]。魏本勇等从最终需求的角度,对中国2002年出口贸易引起的碳排放(包括直接和间接排放)进行了评估,研究表明2002年中国为满足对外出口需求而产生的碳排放约为288.22-330.49亿吨,其中国内产生的碳排放量261.19亿吨,约占当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23.45%,单位产值出口的平均碳排放为0.093-0.106千克,其中0.084千克是在国内排放的[24]。李艳梅等通过结构分解模型,将影响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4种:直接碳排放强度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出口总量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并对1997-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造成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其次是中间生产技术的变化[25]。宁学敏基于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中国1988-2007年碳排放量和商品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碳排放量和对外出口贸易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两者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出口的短期变动也同样对碳排放量存在着正向影响[26]。周新研究了国际贸易所引起的“碳泄露”问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进行测算,并通过“消费者污染负担”和“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负担”原则,重新测算各国或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发现美国是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最大净进口国(464亿吨),而中国则是最大净出口国(452亿吨)[27]。
  2 低碳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结构转型路径研究
  目前,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的首要环境问题,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报告认为,全球碳排放量将在2020年达到峰值,为此,发达国家应实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30%,发展中国家实现205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28]。Stern提出到2050年,碳排放量至少要比1990年减少50%,发达国家应到2050年减排80%,多数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应该承诺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29]。丁仲礼等根据人均累计排放相对原则,通过计算各国的排放配额和剩余的排放空间,将世界各国或地区分为四大类:已形成排放赤字国家、排放增量需降低国家或地区、排放增速需降低国家或地区、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的国家或地区[30]。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如何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可能的实现路径和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发展低碳出口产业;二是加强低碳贸易的制度设计。
  2.1 发展低碳出口产业
  王玲莉认为中国应鼓励低碳排放行业的产品出口,限制甚至停止高排放行业的产品出口,以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密集度,实现产业价值链从高碳向低碳的转型[31]。马常娥提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产品的升级换代推动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特别是在制造业“设计—制造—品牌”三个环节中,注重在出口产品的设计、研发和销售环节上低碳化,形成新的比较优势[32]。Sunikka提出改变传统的高耗能技术,采用低碳技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向低碳型转变[33]。程丽梅等通过研究低碳经济下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现状,认为纺织企业应采用新技术,积极引进先进设备及工艺,高效整合纺织产业链,并提出了采用新原料、发展“低碳包装”等建议[34]。Liu hengwei等指出中国应发展碳捕捉和存储技术(CCS),促进经济结构的低碳化转型[35]。丁玉梅等在分析湖北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基础上,提出要大力发展低碳出口产业,而重点出口基地和开发区的低碳发展是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要延长产业链条,加强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36]。张慧等提出,为推动广东省构建绿色贸易体系,必须注重技术创新,大力发展和推广低碳技术;同时加强低碳技术贸易,防范国际“碳关税”壁垒,通过加强与国际技术领先者的合作,逐步向低碳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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