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您的当前位置: 小草阅读网 > 花样生活 > 《打工女孩》:新生代打工者的别样故事_深圳打工打工者晶晶的视频

《打工女孩》:新生代打工者的别样故事_深圳打工打工者晶晶的视频

来源:花样生活 时间:2019-04-26 点击: 推荐访问: 女孩 女孩儿 打工

  华裔美籍作家、《华尔街日报》前驻京记者张彤禾在中国生活了10年,深入东莞打工女工生活基层两年多,写出的《打工女孩》一书,以独特的视角描述了中国新一代打工女孩的别样生活和精神世界。她们平凡而精彩的故事见证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全书从里到外透着新鲜,透着思考。
  今年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的一本叫《打工女孩》的书火了,它是由华裔美籍作家张彤禾花两年多时间跟踪东莞女工后写成的。早在2008年,这本记录中国南方东莞打工女孩的纪实文学就在欧美掀起阅读热潮,从高等教育圈到商业金融界,人们争相阅读。它先后被《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评为年度十大好书,还得了美国笔会非小说研究文学奖等三个奖。就连《纽约时报》《卫报》等欧美主流媒体也频频为它刊发书评,足见其受关注程度。
  张彤禾,美籍华裔女作家、华裔物理学家张立纲之女。她在书中用美国作家的独特眼光对这一群体做出了新的解读。在她笔下,她们不再是媒体上惯常的超时工作、被拖欠工资的悲惨打工妹形象,而是和普通的城市姑娘一样有梦的女孩,甚至张彤禾觉得自己和她们有很多相像之处,都渴望改变,渴望自由。
  以这样独特的视角与心态记录打工女孩,使得这本书从里到外透着新鲜,透着思考。
  走进新一代打工女孩的生活
  关注中国可以有很多层面,张彤禾为什么会选择东莞女工这个群体?这要从她的经历说起。她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小被父母要求学习相应的中文课程,因而能讲流利的中文,199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美国历史和文学专业,曾作为《华尔街日报》的通讯记者在中国生活过10年。后来,她遇到了彼得·海斯勒,他成了她的丈夫。后者在中国比她更有名气,彼得·海斯勒是位美国作家,中文名何伟,他撰写的《江城》《寻路中国》曾入选近两年各类年度好书榜。约在2004年左右,因为何伟常在深圳做纪实调查,张彤禾也常从北京去广东,从那时起她已经注意到了东莞打工女孩,为了全面了解这些打工妹的生活,她在东莞租了房子,深入体验新一代打工者的生活。
  从2004年至2007年,张彤禾深入跟踪调查这些东莞打工女孩的生涯。她与两位年轻的工厂女孩吕清敏、伍春明成为好友,甚至不远千里跟她们回家过年,了解这些女孩的家乡生活背景,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张彤禾把她了解到的真人真事写成《工厂女孩》,2008年在美出版,当年被《纽约时报》等评为2008年度优秀读物之一。该书中文译名为《打工女孩》,2013年4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中文简体版。
  打工带给她们婚姻
  财产上的自主权
  中国现在有2.6亿“农民工”。张彤禾笔下的城市是东莞,在外国读者眼中,这是广东省境内的“电子工厂丛林”。
  《打工女孩》所描写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不同于她们父辈仅仅为了“打工挣钱”、从农田里来并终将回农村里去的那些人,而是更年轻的一代,那“是农村里的精英,她们年轻,受过较好的教育,比留在村里的那些人上进……”张彤禾以吕清敏和伍春明两人为范儿来记录这一群体的人生转变。她们看不起自己过去的乡下生活,不过也都会在每年春节期间返乡。2003年,刚满l6岁的吕清敏在一家电器工厂找到第一份工作,每天工作13个小时,每月工资相当于50到100美元。她不断地换工作,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能。她不畏强势压力,靠一股拼劲、积极的态度和对自己始终不灭的信心,终于在一个像样的公司人事部落脚,开始有能力提高家人和自己的生活水平,并找到了爱情。
  城市生活改变了她对婚姻的期待,不再愿意嫁给依然留在农村的男性。张彤禾发现,汇款经济已经颠覆了传统村庄的权力结构,挣钱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即使是在“重男轻女”的传统农村,她们变得比父辈更有权威。
  在张彤禾的书中,我们一方面看到打工女孩们每天要超时工作,同时又看到出外打工给她们的生活带来好的转变。她们可以不断跳槽、不断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可以因为有了收入而占据家里的决策权,甚至可以因为财产的独立而拒绝家里安排的对象,自己在城市选择爱情。
  打工女孩们显然都深爱这种自由,像吕清敏这样甚至脚踏两只船、同时和两个男友保持着恋爱关系,这在农村那种狭隘的环境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张彤禾记录着她们突然面对没有约束的人生时的选择障碍,同时也肯定这种自由,在她看来,只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不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中,就是一种成功。
  打工女孩最需要的是教育与培训
  张彤禾通过深入她们的生活发现,一个生产Coach包包的女孩并不一定需要Coach。张彤禾说,有一年春节吕清敏邀请她一起回农村老家过年,并送了她一个从自己工厂带出来的Coach包。张彤禾建议清敏送给妈妈,清敏说:“我妈在农村,要这么高档的手提包干吗?”其实,清敏自己对这个包的价值也不清楚,“6000美元,还是6000人民币,反正不清楚啦,就是听说是6000元!”
  实际上,“农民工”这个标签已经不适用于新生代打工女孩,“如今大多数年轻的打工者不再是种地出身,而是从学校出来的。种地其实只是她们看见自己父母做的事”。
  2012年9月,张彤禾在美国TED大会作关于中国女工的演讲,当被问到想对苹果制造商说些什么时,她笑了:“那些工人真正启发我的是自我激励,她们最想要的是教育,是学习。只是因为她们大部分有着穷困的家庭背景,通常读完中学就离开学校了,父母很多是文盲。她们独自来到城市打拼,晚上或者周末就学习各种课程,包括英语。如果你提供一些基础、实用的课程,这会是她们最想要的。也许她们不会说:我想要浴室里有热水,有电视机,有更大的房间。我的意思是有这些当然最好,但是她们来到这座城市,不是为了这些,或者说根本不在乎!”
  在张彤禾笔下,东莞工厂中的诸如“贫穷地死去是一种罪过”(“To die poor is a sin”)、“实践出真知”(“Through doing something,you will learn it”)等励志标语或多或少地成了这些打工妹的精神元素。评论者认为书中的不少精彩细节刻画出这个年轻群体的学习积极性。那些苛刻甚至有时带有性别或地域歧视的招聘要求,打磨着这批中国新生代打工者的坚强素养与适应能力,而这正是当下所有求职者尤其是高学历者所欠缺的。与每年中国高校毕业的数百万体面的大学毕业生相比,这个更为年轻的群体——在张彤禾笔下,打工女孩不过十六七岁,并不为自己的学历、背景而感觉自卑,且对风险与困难也有着难以置信的坚毅态度。   她们中刚刚进城的新来者通过参加一个计算机班,或者学一点英语,工资就能在几周内翻倍。于是,打工女孩开始了最功利也是最务实的自我学习。这促成了这个群体中持续的学习热潮,且注重“学以致用”,极度务实。教育界的人士读后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教育的需求变化如此之快,以致后者都没法同步跟上。”
  她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改变命运
  张彤禾在东莞结交的两位女工朋友后来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看上去比较成功。因此,很多人质疑她所选择的这两个人物代表整个群体太过光明。对此,她也认可。因为当时在选择样本时,有的女工跟踪着、跟踪着就失去了联系,只有这两个女工特别开朗、特别善于与人沟通,这可能决定了她们后来的成功。张彤禾觉得采访这一城市迁徙群体,“与她们保持联系”是最困难的事,“因为每个人随时都可以换工作、搬家或者是改手机号码”。
  张彤禾感到的确有很多来城市的女孩,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就“漂”走消失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失败!你在城里漂,找不到目标,最后失去了方向,或者再回农村,对她们而言就是失败!比如书里提到的张海燕,她一直在学习如何进入城市白领圈子,但一直没有找到方向,后来家里来了压力,她就回去在小镇上开了家小卖部。“在我看来,这是种失败,外面的世界刚刚打开,又选择了退缩。”
  这本书告诉我们,对新生代打工者来说,她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个书评者这样评说:“背井离乡,进入工厂打工对她们来说是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件事,也是一段历险。但支撑着她们在城市生活下去的不是害怕而是骄傲;早早地回家被认为是失败。走出来,生存下来就能改变你的命运。”
  目标读者是所有关心中国的人
  很多人说,打工族其实未必看写打工族的书。那么,这本书在中国的目标读者是哪些人呢?张彤禾说,在写这本书时,她没有打算写给任何人,也没有预想过有哪些目标读者,“只是觉得如果你关心中国、关心中国的打工族,你关心谁在每天制作你的鞋、电脑或者进口皮包。如果你想了解这些,就去读这本书。就是这么简单!我觉得写作的时候不要去想你的读者是谁,而是故事、素材该如何去准备。也没有想过,写出来后去改变什么。因为中国有很多事情还不理想,但是这种不理想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既然你没办法一下子改变,就要面对这个事实,了解这个事实,然后从这里开始。”
  当读者从《打工女孩》中窥探着这些女孩的生活时,华尔街的商界领袖提醒读者:她们正是中国经济的真正推动者。她们的老板很可能是台湾人、香港人;她们产品的消费者就是你、我、他。“你的手机、鞋子,家里的电视机、公司的圆珠笔很可能就是她们生产的,所以,让我们来认识这个庞大的群体吧!”
  正如那些世界知名评论家所言,《打工女孩》的目标读者是所有关心中国的人。“出去,就是改变你的命运。”这是张彤禾对于这一代打工女孩的总结,也是对她们的希望。她们出来是为了留下,是为了追求融入城市的机会,新生代打工者的生活变化见证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

小草阅读网 www.xiaocaoo.com

Copyright © 2002-2018 . 小草阅读网 版权所有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