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三体的总体艺术风貌_论杨慎词的艺术风貌

　　摘 要：明文人杨慎存词365首，其词既秉承了词为艳科的花间传统，又因其特殊的贬谪经历突破了花间范式，呈现出婉转藻丽与含蓄蕴藉、放旷苍凉并存的词风。 　　关键词：杨慎 词 艺术风貌
　　杨慎（1488～1559），明代文学家。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出身阀阅名门，是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子。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因“议大礼”事于嘉靖三年贬戍云南永昌卫，至死不赦。在长达三十六年的流贬生涯中，托词寄情，作词365首，呈现出婉转藻丽与含蓄蕴藉、放旷苍凉并存的独特词风。
　　一、含蓄蕴藉、哀艳深婉的词风
　　含蓄蕴藉、余味无穷是词体的艺术本质所在。杨慎论词也主张“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这一词学主张在杨慎词中得到实现，其词具有意内言外、含蓄蕴藉、寄意深远的特点。如《水调歌头·赏牡丹》寄寓了自己的谪戍身世和漂泊生涯，显得极为巧妙含蓄。如《转应曲》（银烛）在表现技巧上，有独到之处。全词寥寥三十二字，却一曲三折，一折三叹，将女主人公秋夜无寐、苦等情人归来的殷切凄苦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末句“数尽寒城更点”，饶富含蓄蕴藉之致，其内涵极为丰富。
　　最能体现杨慎寄托遥深这一特征的是他的咏物词。在杨慎的咏物词里，一样是借咏物寄身世之感和深沉之思。他笔下的花，或清丽脱俗，或风韵高洁，或艳冠群芳。他对花的品格的渲染，实质是在抒写自己对高洁的人格的追求。在一些咏花的词中，也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清代蔡嵩云认为“咏物词，贵有寓意，方合比兴之义。寄托最宜含蓄，运典尤忌呆诠，须具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方合。”[1]杨慎咏物词，寄寓了深刻的身世飘零之感，有的甚至是整首写飘零，而且物我融合，主客一体，达到了咏物与寄托的浑化之境，是很值得一提的。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说：“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可见，杨慎悲剧性命运对于其词风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造成杨慎作词论词皆主含蓄的原因，与他遭贬以后的处境是有一定关系的。据《明史·杨慎传》明世宗因“议大礼”一事，对杨慎怀有铭骨的仇恨，把他贬到云南以后，还时常监视着他的行动。身处这种困危境地，杨慎只得纵酒自放，以求避祸。自然，他的言论也十分小心，不敢也不允许他直露地发泄胸中的郁愤之情。升庵的诗词文须随时预备检查盘诘，真心情不能如实写出，故以藻绘为掩饰，吞吐哽咽，顾而言他，是出于无可奈何。故他的诗词也多以隐喻含蓄见长。当作者将其不平遭遇发而为词时，并没有表现出一味的苦涩与无穷的哀怨，而是代之以深稳徐缓的抒情与旷达超然的心态，使其词整体上呈现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儒雅气象。
　　二、婉媚藻丽与放旷苍凉并存
　　杨慎在词体风格的取向上表现出宏通开放的思维。豪放、婉约并重，他对苏、辛词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又认可追求骚雅的周、姜词。他一方面承认“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一方面又赞同词体风格的多样化，认为词体风格仅仅是单一的“风情婉娈，则亦易厌”[2]。因此，对于音律和谐的周、姜词亦表示赞赏。杨慎在嘉靖诗坛以宗六朝而闻名，他把这种偏爱引入词评。如：“周美成《浣溪沙·鹜外红绡一缕霞》，句句绮丽，字字清新。寇平仲《踏莎行·小径红希》（实欧阳修词），春词之婉媚藻丽者。”[3]他评价婉约词时表现出的审美理想，对当时及以后影响很大。
　　杨慎词婉媚藻丽的词学渊源当来自六朝文学。明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认为：“杨状元用修，好入六朝丽事，近似而远。”[4]杨慎本人也在其《词品》中肯定了自己尚六朝文学，并将词的起源追溯到六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用修乃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丽靡之词。”[5]可以证实杨慎词承袭六朝文风而“渊博丽靡”的美学趣向。
　　在具体创作中，杨词还秉承了“花间遗风”，着眼于华美物像以及女性容色之客观描绘及女子内心世界的刻画。华美富艳之意象屡屡出现，辞藻密丽，色彩浓艳。运用“碧”、“红”、“粉”、“玉”、“香”、“粉”、“绿”、“黄”、“玉指”、“朱唇”、“芙蓉”等字眼，色彩丰富浓艳、繁密亮丽。
　　明代实现婉约与豪放融合的不是其提出者张綖，而是杨慎。杨慎词作及词学都是主张婉约与豪放并重的。唐锜的序文阐明了杨慎词创作的主旨和风格：“其思冲冲，其情隐隐，其调闲远，悲壮而使人有奋厉沉宰之心；其寄意于花鸟江山，烟云景候，旅况闺情，无怨怒不平而有拳拳恋阙之念”[6]。婉约之词虽在总体上超过豪放，但以杨慎为首的明词人，并未将之对立，而是加以词风的融合。这是杨慎之功。两种风格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和解。
　　三、融诗化典，广采博取
　　诗词用典，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事典与语典。其中事典是征引故实，如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神话传说等。语典则主要指化用前人词句或将前人成句嵌入词中。
　　杨慎词善用典故。典故使寄托深远，用典也是一种人格精神的显现，是作者世界观、人生观倾向的自然流露。从典故中也可见出杨慎的贬谪心态。如杨慎在词中常提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典，范蠡荡舟五湖之典，如《沁园春·己丑新正》“三径秋荒，五湖天远，儒术于吾何有哉！”其诗中也有类似的句子“何日陶潜三径就，追随范蠡五湖间。”（《赠张生一鹏归涪江并柬太宰松泉夏公》）。在如此多的或实或虚的描写当中，展现的是一幅安逸闲适的生活图景，脱离官场反而给了他更多机会可以过与鱼鸟相亲与诗酒为伴的田园生活。下面就杨慎词中出现较典型的两大形象分列出来：
　　（一）悠然自适的渔父形象
　　自从渔父形象进入文坛之后，“渔父”似乎成了隐逸文学的代言人，受到历代向往着隐逸之趣的士人的追慕、歌颂。文学史上的渔父形象较早可以追述到《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屈原笔下的渔父是个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隐士形象，吟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渔父已经成了隐士的化身，成了一种代表着隐居江湖的山水之乐的文化原型。在杨慎词中亦多次提到了“渔父”典故。比如：《临江仙·寄简西峃》“应同渔父饮，醒眼看三閭。”《鹧鸪天·雨中留杨戣琴士饮》“谢公棋墅思同乐，渔父江潭笑独醒。”皆表现了一种山水之乐的追求，也表现出杨慎对屈原之执着模式的背离。 　　（二）“渊明”情结
　　陶渊明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个符号象征。他在摒绝尘俗、自寻出路中强调内心修养、获取自乐其乐的方式对文人士大夫影响甚大。历代词中涉及陶渊明典故的词作佳篇迭出，枚不胜举。杨慎喜用渊明典故，也同渊明一样，喜咏菊。杨慎词中多次提及陶渊明与菊意象，出现菊字有17处。如《柳梢青》“流连两鬓霜华，且烂醉，东篱菊花。”《满江红》中“不肯悠悠随宿莽，只将凛凛争松柏”，多表现菊之品性的高洁。
　　杨慎词对于陶渊明的用典为语典事典兼而有之。如：“归去来兮，呜呼老矣，生入玉门何日哉！新春好，且提壶沽酒，共赏花开。”（《沁园春·己丑新正》），“千古陶家清兴，有何人提著，冷落东篱。”（《汉宫春·菊席》）由以上词可见出杨慎对陶渊明的追慕。陶渊明那优雅自在的生命情调和舒徐不迫的生活情趣吸引着杨慎寻找着同样的精神家园。渊明情结深植于杨慎心中。
　　四、意象丰富，凸显心态
　　杨慎词中意象纷呈，如：唳鹤、归鸿、杜宇、促织、青鸟、双燕、梧桐、寒蛩、菊、梅、梦、酒、泪、白发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意象中蕴含的情感是十分丰富的，他也正是用这些意象构成词的基本材料来唱出自己心灵的悲歌。
　　（一）寓飘泊离愁的意象
　　杨慎的词中使用了很多飘忽不定、浮游东西的意象来传达其远离故乡、亲人的孤独无助、漂泊无依之感。用得较多的有：浮云、浮萍、浮客、落木、飘蓬、漂（断、泛）、寻巢燕、惊鹊、客星。比如“早岁辞家赋远游，东西南北任萍浮。”（《鹧鸪天·乙酉九日》）；“踪迹似飘蓬，明年何处逢。”（《菩萨蛮·大理普宁寺中秋》）均写出了远离家乡，流落南荒的飘泊无根之感，及对于自己这种白头仍过着飘泊生活的叹息和焦虑。
　　此外，杨慎词中多“柳”意象，共计出现56次，居花草意象之首。杨柳是中国古典文学富有传统文化意蕴和民族审美情绪的原型意象，它们集中而鲜明地代表了一种感伤文学传统，是离别相思的心灵符号。柳意象在杨慎词中多出现在送别的场合。如：“寄语东桥东畔柳，且教留住行人。”（《临江仙·寄刘建之》），“愁见陌头杨柳色，伤远别，当年故国曾攀折。”（《渔家傲》）皆充满离别的惆怅和伤痛。
　　（二）酒梦意象
　　杨慎词作中充满了大量的“梦”、“酒”意象。和中国所有的失路文人一样，杨慎找到了酒。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中，“愁”常常与酒联系在一起，许多古典诗词与“酒”紧密相随。酒在杨慎词中亦多次出现。离别之苦、羁旅之愁、生命之悲，似乎都可以借酒浇灭。
　　《杨慎词曲集》中，据笔者统计该集365首词中，“酒”出现90处，“梦”79处，“醉”60处。这在词作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可见醉酒确是杨慎用来缓解精神痛苦和心理重压的一种特殊方式。如：《瑞龙吟·杏花》：“倚醉狂歌浩，悠悠尽是伤离调。花艳为谁好。春又晚，可惜华年空老。关山迢递，故人难到”；《柳梢青》：“流连两鬓霜华，且烂醉”。
　　“拟把生涯学醉歌”，醉酒是杨慎用来缓解精神痛苦和心理重压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当酒都不能消尽痛苦，杨慎还有一种方式来寻求心灵的解脱，那就是靠佛道的消解，将道家的庄周梦蝶与佛家的人生如梦相融，这也是中国式知识分子的传统。得志时兢兢业业，有所作为，被贬失志时又能用佛道思想开解自己。比如《鹧鸪天》“酒阑二十年前事，梦醒三千里外身”，“万般回首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荣华富贵转头空，恰似南柯一梦”（《廿一史弹词》）。对于社会上的贬也、褒也、宠也、辱也，已非他所愿操心的了。在长达三十八年的流放生涯里，杨慎很多时候都拿老庄“清净无为”的出世思想来释放自己，试图摒弃所有的褒贬和宠辱。在醉与梦中感叹人生无常，追问天地万物，成为升庵入滇后词创作的基调之一。
　　人生的悲观、忧叹，谪戍的苦楚积淀于词人的心灵深处，而这一切以酒、梦的形式出现于作者笔下时就形成了独特的诗美，并蕴藏了那个时代一个被迫害的典型文士内心的无限苦痛。
　　参考文献：
　　[1]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907页。
　　[2]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03页。
　　[3]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6页。
　　[4]王文才辑校.杨慎词曲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8页。
　　[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45页。
　　[6]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6页。
　　作者简介：韩文进（1979.08-），女，重庆万州，重庆三峡学院文新学院，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明清文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