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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气 [“土气”的诗意]

来源:友情文章 时间:2019-06-01 点击: 推荐访问: 土气 诗意

  关于孙犁乡土小说的诗意精神,研究者有过不少论述,传统文人情调、现代人文情怀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等作为审美的思想资源已引起了足够的注意,然而这一精神朴实、“土气”的一面,却并不为人们所关注。虽也有少数论者曾指出孙犁小说具有“农民美学”意识,倡导一种“农民文化”的研究视角,但却缺乏进一步的落实和深入,而一些述及“日常生活的切人”、现实生活反映等方面的观点,又多依据现实主义观念去辨析作家革命背景上的诗意诉求,还存在着社会学批评的明显影响。事实上,展读孙犁小说,质朴的农民美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文学存在,而且维系着多元审美资源的汲取和表现,乡土农村的民间经验构成了文学诗情的重要内容。由于这一艺术思维的深层运思,作家似乎可以更为从容地在革命化的乡土叙述中寄寓文学性的理想诉求,进而调适乡土世界的意义冲突和矛盾,形成小说的诗意美学特征。相当意义上,淳朴的农村生活感知也就构成孙犁小说审美生成的又一思想资源,以其不失粗糙的单纯与真挚、自然与素朴激发出乡土人生的诗情,彰显了作家在民间、传统、现代以及革命话语之间精神汲取和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一
  文学作品的诗意往往源于作家的审美情怀,而文本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则构成文学诗情的相应符号表达。在这一意义转换和赋形的过程中,文本的诗意其实就是一种基于语义矛盾的调和与转化而生成的超越性文学精神。正如诗化哲学所指出,是“重新设定现实的世界”,“所以,全部问题就在于使这个异在的、客观化的世界成为属人的世界,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展现的世界,这也就是如何使世界诗意化的问题。”显然,诗意的获取有助于打破人生的压抑与诗化世界之间的意义对立与冲突,“诗意构成了人的不断自我更新的一种动力”。具体到文学创作中,其实也就是“代偿性”的审美境界形成对现实世界的“重新设定”和“更新”,借助于艺术精神的语义调适,叙述话语在“异在”现实压抑的反抗和转化中呈现出对理想文学情怀的追求和有所侧重。就现代乡土小说而言,客观的乡土世界已然陷入现实和文化的普遍动荡和损毁之中,故此,缺乏诗意的“异在”力量侵袭也就构成了乡土诗化的精神缘起和诗学基础。在此意义上,孙犁小说显然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性特征,乡土的落后与思想启蒙之间的文化冲突,以及传统文化雅致遭逢现代文明侵袭的那一份感伤和忧愤的矛盾与纠结并未占据叙述空间,作家文学诗情的基本语义“滞力”通常在于战争与革命的暴力所带来的乡土损毁和颓败,“战争和革命,改变了人民的生活”,在普遍层面上影响、制约了乡土叙述的诗化。孙犁说过,“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革命与战争导致了乡土的“创伤记忆”,否定性的“现实”呼唤着诗意的回归。
  在孙犁小说中,城市文明、商业经济关系以及资本生产方式对于乡土人生的侵袭,甚至乡土本身遗存的封建陋习也并不明显,乡土农村的破产主要源自革命战争对日常生存状态的极端破坏,推动了这一世界的急剧坠落:“炮弹炸碎我们的土地,土块飞到半天空,那里面有多少炸碎了的金黄的麦穗”(《麦收》);村民们经历着“残酷的战争,从一个阴暗的黎明开始”,“……如果在雨里,人们就把被子披起来,立在那里,身上流着水,打着冷颤,牙齿得得响,象一阵风声”(《“藏”》)。严酷的战争带来的伤害和恐惧远远超过了自然以及其他类型的灾祸,不仅意味着田庐的被毁,也将人们置于苦难的危险境遇,瓦解着农村自足性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状态。孙犁在《风云初记》里写到,“今年所害怕的,不只是一场狂风,麦子就会躺在地里,几天阴雨,麦粒就会发霉;也不只担心,地里拾掇不清,耽误了晚田的下种。是因为,城里有鬼子,子午镇有张荫梧,他们都是黄昏时候出来的狼,企图抢劫人民辛勤耕种的丰富收成。”战争打破了乡土的伦常,也带来了无尽的死亡,又是对人生的完全否定。《碑》里数十个战士战死在冬日寒冷的河水里,《琴和箫》里的父亲牺牲在迎击敌人的沙滩上,而她那两个“俊气”的女孩子也在夜间死在茫茫的芦苇荡里,《小胜儿》中骑兵连在“天昏地暗”的战斗中打得“道沟里鲜血滴滴”,《杀楼》里敌人就在抢秋的大场上“刀砍柳英华年老的父亲,枪挑死他七岁孩子,推进那广场旁边的死水坑里,只剩下孩子的母亲整天在家哭泣”。作者一带而过的概述淡化了战争的残酷,但战争的无所不在已消解了乡土的自足与稳定、平和与安宁,乡土陕速地破败。
  在此背景上,作为现代战争价值理性的革命诉求,虽以其正义立场和解放诉求而被塑造为一种理想主义话语,但也无法掩盖乡土农村所陷入的家仇国恨的暴力循环,同样因其极端性充当了破坏性的“异在”力量:“从这开始,这个十五岁的青年人,就在平原上夜晚行军,黎明作战;在阜平大黑山下砂石滩上艰苦练兵,在孟平听那沱河清冷的急促的号叫;在五台雪夜的山林放哨……”(《光荣》),“村里人说自己的丈夫好,许多人找到家里来,问东问西。许多同志、朋友们来说说笑笑,她觉得很荣耀。日本鬼子烧杀,她觉得不打出去他没法子过。”(《丈夫》)“我想起那些死去的同志和死去的那战友。但是这些回忆抵不过目前的战斗现实。……我们的眼前是敌人又杀死了我们的同志们、朋友们的孩子。我们眼前是一个新局面,我们将从这个局面上,扫除掉一切哀痛的回忆了。”(《琴和箫》)不难看出,革命一直伴随着诸多颠沛流离的居无定所乃至死亡的危险,在寄寓着“新局面”希望的同时,也导致了乡土的极端动荡,虽说小说中的人物对于创痛显得不以为然,但并不能消弭这一过程的惨烈。孙犁说过,“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至,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的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刻意地回避反映出作家对此的不忍或不愿正视,相对平缓的笔触虽利于战争发生背景性虚化,但仍能让读者感受到那个年代的血腥。至于《荷花淀》这一标示“荷花淀派”风格的小说,宁静的水乡风光似乎淡化、掩蔽了革命的危险,然而革命的极端性已在普遍层面上深入了乡土世界,丈夫们的离去隐喻着家庭的分裂,虽然作家以浪漫主义笔调在规避这一风险的烈度,但并不能挽救日常伦理异变的态势,女人们也不得卷入了战争,“配合子弟兵作战,出没在那芦苇的海里”。相当程度上,随着家庭单元革命化的功能转向,战争的残酷其实已不是乡土的稳定性所能抵御,月夜下隐约的战争“远景”最终也就转变为直面性的近景,小说后半部显然有着过多战争叙述意味。   孙犁小说基本上以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战争为背景,这使其成为一种革命化的乡土叙述。不难看出,其间乡土已然成为一个饱受战争破坏的苦难区域,由此,作家对于这一世界的审美诉求也就不得不面对与革命战争话语共存、共生的历史性要求,既要开掘、维持乡土的诗意因素,又要兼顾对于社会性主题的表达。这构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语义矛盾和背景,而要赋予小说以诗意美学特征,也就需要借助叙述性的意义转化,调适战争等“异在”力量给乡土世界造成的损毁和意义束缚,将乡土从战争和革命的“异化”中解放出来。
  二
  在孙犁小说而言,调和战争与革命所导致的语义冲突和矛盾的诗化精神资源显然是多样的。这不仅因为作家有着充沛的文人才情,而且还是一位具有浓厚人文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和“土生土长”的革命作家,决定了文学诗情的复杂性。诸如水生嫂等女性的柔美性情,农民汉子邢兰的口琴以及对吴召儿火红棉袄的描写等等都有着作家文人气的流露,而作家秉持的独立人格操守和道德使命感以及《风云初记》对于李佩钟等一些知识分子的偏爱等也反映出他本人的现代气质,至于革命则构成了小说的重要表征,作家的浪漫情怀也渗透着政治化的想象和热情。然而面对“极端性”的乡土境遇,上述精神资源所能形成的乡土诗化并不尽然,孙犁小说似乎又不够传统、现代乃至革命。虽拥有柔美的女性描写以及优美的景物诗意,但却不似传统文人的悠闲和雅致,同样面对乡土的残破和苦难,作家也缺乏五四作家那份直面乡土的理性和悲情,而面对革命性的时代要求,现代知识分子的那份女性情怀也少有纠结在政治规训中的矛盾和动摇,罕见心理性的精神焦虑和紧张,作家的文人想象和知识分子隋怀并未在创作中得到深刻、全面的投射。孙犁小说故事线索简单,人物可爱而扁平,语言清新而朴素,单纯、质朴的美感还散发着淳朴的农村气息。由此,渗透多元文化意味的孙犁小说也就存在着明显的精神缝隙,朴素而直接的诗意文学体验沟通了乡土农村的民间生存智慧与精神。
  在孙犁看来,扎根于“自然土壤”的农村生活“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文学的热土”,《荷花淀》等小说只是“发自内心”地“写出所有离家抗日的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的儿子、丈夫人们的感情”,是“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这一意义上的乡土诗化蕴含着面向农村日常的质朴指向。或许,对于乡土人生而言,面对家园的损毁并不需要多少传统或现代甚至社会意识形态的劝诫和指引,而自有其原生性的生存应对智慧,极端性的战争与革命在人们眼中又似乎是一种生活日常的组成部分而已,并不具备一艘性的严肃、宏大历史意义:“青年人要去放哨,坐探,小孩子要去送信砍柴,妇女们拆洗伤员的药布衣服,分班做饭。全村每个人都分担了一点责任。”(《蒿儿梁》)战士们“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来唱,进去唱”,闲下来没有事了,就“用白粉子在我家映壁上画上许多圆圈圈,一个一个蹲在院子里,托着枪瞄那个,又唱起来了”(《荷花淀》)。乡村的革命行为呈现为一种琐细的状态,生活的凡常分割了革命的沉重和统一,伟大与沉重的革命战争就此被转化为一种民间化的伦理生活。这种朴素情态构成了孙犁小说人物的主要面貌,青年、儿童、妇女、老人甚至是还俗的尼姑也无一不是如此。乡土生存的朴素感性构成对伦常巨变的日常消解和世俗转变,淡化了历史感和现实感的革命战争过程由此掩盖了诸多辛酸乃至鬼魅性的故事,展现出乡土生活自然、和谐的一面。一定程度上,这种不乏“平和”的精神气度既属于一种迎对苦难的理想主义情怀,同时也反映出困境中的乡土农村一如既往的脚踏实地和安身立命的生存底气。
  革命战争成为一种乡土伦常,人们的面对就将变得从容,“骑马挎枪”构成了基本的战争想象而呈现出诗意。(母亲)“向着那不懂事孩子,诉说着翻来覆去的题目:‘你爹呢,他到哪里去了?打鬼子去了……他拿着大枪骑着大马……就要回来了,把宝贝放在马上……多好啊!”’(《嘱咐》)“那是一匹高大的枣红马,马低着头一步一颠地走,象是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又象是刚刚经过一阵狂跑。马上一个解放军,大草帽背在后边,有意无意挥动着手里的柳条儿。”(《光荣》)“‘谁知道他骑上马没有呢?’三太那大个子大嘴大眼睛便显在她眼前对她笑了。‘多好打仗呀!就骑大马呀!’风吹窗纸动起来了,小人们动起来了。她愿意风把这话吹送到三太的耳鼓里去。”(《女人们》)对战争“浪漫”的理解,固然粗糙,但正是乡村思维的实情。在普遍层面上,这份粗糙的想象洗褪了战患的残酷,乡土生活就此染上了一股乐观情怀,《女人们·瓜的故事》虽叙述了一个救护伤员的过程,但对于伤员的救护似乎并不迫切,相反买瓜的调侃、像战士血迹的“血红的,美丽的”瓜瓤以及斜眼女人和“坏男人嚼舌头”的生活化穿插使得这一过程充满了世俗化的民间趣味;而在村民看来,战争也不乏简单性质,是“打了一个百团大胜仗,选举了区代表,县议员、参议员,打走鬼子的捣乱……就要过年了”(《子弟兵的家》);妻子对参军丈夫的希望是“好好抗日,不要想家,你抗日有了成绩,我和孩子在家里也光荣”,战士把军装和手枪皮带挂在小枣树上,小女孩在够枪玩(《山里的春天》)。显然,这些“乡下人的期待”构成了农村文化度纳、衡量革命与战争的浅俗性经验“框架”,欠缺“正统”色彩的胜利过程显得余裕而简捷,也就说明农民有关政治认知的朦胧和含混,乡土政治意识有其“无为”的一面以及土气的民间性。归根结底,此间乡土的诗化又是以农民生存体验为基础的。
  无疑,这种思维并不需要什么现代文化知识,也不涉及多少现代意识形态的灌输和道德说教,看待问题基本依据乡土自身的经验而不以理性为支配,面对革命与战争也无须深思熟虑,而遵循人伦性的真挚情感和日常性的乡土习惯。孙犁笔下的人物多是不识字的乡下人,他们是近乎直觉地看待事物,并不曾深入其间的深层意义和心灵冲突,语言的丰富、心理的复杂乃至行动的强度显然不是他们的特征。夫妻之间是诸如“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死”(《嘱咐》),“衣裳不要丢,也不要忘了我们”等简单而真挚的嘱咐(《风云初记》);父子之间也是“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等素朴的告慰(《荷花淀》)。这类允诺反映的是乡土社会的朴实信用,而并非对现代契约的重视,属于“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荷花淀》中妻子对于丈夫的参军几无怨言,显然过于柔顺和贤惠,《嘱咐》中八九年未见的夫妻重逢也无明显情感动荡,生死契阔的夫妻之情同样讷于言表,《光荣》中小五其实也就是一个因丈夫离家而耐不住寂寞的农村小媳妇而已,秀梅与原生的感情也更多源于青梅竹马的早年经历。孙犁将自己的叙述定位在一种乡土化的“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这一世界虽有着传统文化礼俗和时代社会精神的影响,但又并非主流的“大传统”,而主要从属于民间农村的“小传统”,质朴而真实。   而作为孙犁小说重要诗意表征的景物描写也同样显得土气,存在着民间文化思维的影响。小说的景物构成基本是乡土生活的因素和符号,不仅看不到传统文人所中意的花鸟鱼虫,而且乡土风物的流连也并不那么闲适,“我们又在白洋淀里结合了。已经是初秋了,稻子比往年分外好,漫天遍野的沉重低垂的稻穗。在田埂上走过,稻穗扫着我的腿,我们就像每逢跳到那些交通沟里一样,觉得振奋了。”(《琴和箫》)透过特定人物视线看到的景物明显客观化,质朴、简洁而缺乏铺展,缺少复杂心理内容的投射。“大道那边是一条不高的平的出奇竟像一带城墙一样的山,而这条谷的北面,便是有名的大黑山,晋察冀一切山峦的祖宗,黑色,锋利的像平放而刃面向上的大铡刀。”(《老胡的事》)“太阳照满了院子,葫芦的枝叶干黄了,一只肥大光亮的葫芦结成了。架下面,一只雪花毛的红冠子翻起发光放彩的翎毛,哽哽的叫着,把远处的一只麻丽肥母鸡找了来。”(《风云初记》)穿插于革命生活过程的简朴景物描写流露出人们对于乡土世界的朴素感知,标识出乡土风情的民间意味。在此意义上,孙犁小说的诗意虽存在多重精神资源,但并不能掩蔽民间生存智慧在乡土诗化过程中的文学理想价值与意义。
  三
  乡土是现代小说的重要主题,现代作家总是倾向于在这一世界中开掘诗意,传统的田园诗情、原乡性的生命记忆乃至现代性的人文关怀已成为乡土诗化叙述的基本内容。赵园曾指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审美理想,很难完全超越‘乡村的中国’这一现实,何况还有强大的极富诱惑力的文化传统”。然而具体到革命化的乡土叙述中,这些审美性的思想资源与社会化革命都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语义矛盾,规训性的革命话语需要乡土归附于政治意识形态意义,在本质上是非诗意的。在这样的语义系统中,本身就不乏冲突的传统和现代思想不可能获取超越革命规训的意义优先性。不仅古旧田园的雅致、保守不是革命语境所能充分兼容的,而且现代性的人文关怀,理性意识的强化和个体生命情感也由于难以契合革命的集体机制,同样无法获取主体性的精神自由和文学想象。革命背景的乡土叙述往往并不具备生发文学诗情的充裕空间,诗意的匮乏也就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如果仅仅从传统、现代以及革命思想等方面单纯看待孙犁小说的审美资源,显然就容易轻忽这类语义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削弱乡土诗情与农村生活感性的关联意义,影响研究视域的有效性。由此,也就有必要重视孙犁小说的民间蕴涵,对其存在多样思想资源的小说美学做进一步的深入辨析。
  作为一个写“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孙犁的文学观渗透着浓郁的农村文化意识。在他看来,“农村是个神秘的,无所不包容,无所不能创造的天地”,“在农村,是文学,是作家的想象力,最能够自由驰骋的地方。我始终这样相信:在接近自然的地方,在空气清新的地方,人的想象才能发生,才能纯净。”朴素的生活观照反映出作家诗化乡土的民间自觉,他追求“真实地朴素地表现某一事物”的“朴实的笔法”,文学作品“忠实于现实的,忠实于人民的,它就有生命力”,而并不愿将文学“插进多么华贵的瓶子里”。这种依托农民大众的现实主义有其朴素、单纯、俗气的文学自足性,引导着革命诉求、现代关怀乃至文人闲情的民间转化,转向作家所期望的“朴素的美,原始的美,单纯的美”,生成小说诗意的“土气”:革命淡化了宏大的社会历史意义,被转变为一种“顺应自然为主导”的“群众的斗争和生活”,因为“政治已经到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而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在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提高或纯净的”的激情,“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了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的“真正的激情”;至于传统文人的“闲情”虽在文本中有着一定流露,但也明显交织着乡土的家常色彩,与民间气质形成了“不可思议的组合”。此间诗化乡土的质朴形态和内涵并不是所谓传统、现代乃至革命所能提供和涵盖的,也就正如有的论者曾指出的,孙犁有着“农民特有的气质”,“这些农民气或乡土气,确实是形成他的作品思想和艺术风貌的一个重要因素。”
  质朴的文学美感反映了乡土世界单纯、乐观的生存智慧。虽说现代小说对于乡土中国有着多样的意义统辖和整合,但民间性的生存精神与经验因其农村或农民的大众属性仍然具备文学存在的普遍合理性,诸如传统、现代以及革命话语的流播都无法否定其人性伦常、生命根性等“土气”的诗意内容。一定意义上,这类民间智慧也就是“穷人在承受和抵抗苦难命运时所表现的正义、勇敢、乐观和富有仁爱的同情心,是普通人在寻求自由、争取自由过程中所表现开朗、健康、热烈,并富有强烈的生命力冲动”,表明了农村生活的合法性。因此,即便革命话语的思想汲取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旨向,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兼容这一生存理想,况且,现代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农村和农民革命。而在语义诗化的层面上看待这一问题,农民气或乡土气的文学体验在呈现出乡土民间活力的同时,也就将模糊传统和现代诗情的自身文化面目,弱化与革命话语之间的精神冲突与矛盾而获得诗意生成的丰富空间,形成突破革命话语规训的意义开放性。一般来说,革命或社会现实主义等文学话语中的民间具有更多的被动性和片面性。由于存在着民粹主义色彩的阶级美化,这样的乡土叙述不仅难以呈现乡土农村本身健康、自然等“真正民间道德”的一面,而且由于革命自身的审美匮乏也难以形成对于传统或现代人文诗情的寄寓,存在着阻滞审美精神资源的趋向。显然,就特定政治语境下的孙犁小说而言,借助民间思想资源有效统合了语义世界的多元矛盾与冲突,形成了革命乡土的丰富诗意况味以及整体诗化品格。由此,作为一种以革命与战争为“异在”参照的乡土诗化叙述,孙犁小说其实有着向民间倾斜的诗学必然性,民间生存智慧表现出了诗化传统、现代以及革命话语的意义通约性和开放性,对于多样精神资源的调和,说明革命语境下乡土诗意资源的获取与民间生存哲学之间某种必然的精神统一,而这一视野中的孙犁小说也就此可以获得整体性的美学观照与阐释。
  当然,上述语义系统的调和并不意味着文学诗情与革命话语之间矛盾的消融,孙犁小说的乡土诗化也并非单纯的意义取舍,语义的潜在抗辩与冲突仍具普遍性。《风云初记》中的李佩忠虽然为作家所爱惜,但并不能获取革命话语的认同而凄凉死去,《荷花淀》中那一类飘逸、轻盈的诗意描写与革命语境有着明显的游离,《邢兰》中连饭都吃不上的贫苦农民却花大价钱去买一个口琴,又沾染着过重的文人趣味,而“我们渲染的目的是加强人们的战斗意志”“中国的现实主义,伴随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等文学观念的宣讲,在小说文本中也普遍“言不由衷”,作家还被称为“革命文学的多余人”。由此,孙犁小说的诗意情怀就不会是“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两结合”那么简单,也不可能是追求“纯正”传统文人以及现代知识分子趣味那么单纯,而且“土气”的诗意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原生态”,还与传统、现代以及革命话语有着纠缠迎拒的微妙共生关系。源于语义矛盾的那份诗化调和在小说世界和作家精神结构还存在着复杂与纠结的丰富性,这种保持语义矛盾不被简单解决所呈现出来的“亚对话”潜质,最终构成了孙犁小说民间诗情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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