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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的“生态诗”景观透视 新世纪生态农场

  新世纪以来,随着非典、冰灾、旱灾、地震等各种灾难接踵而至,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意识愈益清醒,无论是报刊、网络还是媒体,“生态”一词均已成为流行的关键词、时尚语与热门术语。在诗歌版图上,自发于20世纪80年代末而自觉于新世纪初的“生态诗”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诗人有意识地投注其目光于生态维度,各大报纸杂志开设“生态诗”或“生态批评”专栏,正如陈仲义指出的,生态诗“为新世纪诗歌题材拓展,新的诗歌‘体型’开发,带来了契机与天地”。确实,“生态诗”这一新的诗歌“体型”在新世纪的诗歌领地上据守一片绿色的诗意,成为新世纪一道独特的诗歌景观。
  一直以来,有关“生态诗”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众说纷纭,最主要的观点可归为两种:其一认为“生态诗”与“自然诗”“环境诗”无异,将所有书写自然景物、乡土人情、地理状貌、田园风光等的作品划归“生态诗”旗号下;其二则认为“生态诗”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应该狭义化,认为“生态诗”是现代文明、工业化、科技化、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它必须是对现代文明与现代社会持有批判与忧患意识的诗,或是对未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生态的理想进行畅想的诗,即如力倡生态诗的诗人华海所言:“我们所说的生态诗歌,是作为现代社会孕生但又批判、反思工业文明积习的一种文学样式和文化现象,它与通常的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人的利益为唯一价值取向的诗歌有本质的不同。”他认为生态诗歌可从正题和反题两方面展开,正题是借助语言的梦想回到自然并重构自然和人的关系,反题是现代性的批判和生态危机的警醒。笔者更为赞同第二种,但认为应更明确“生态诗”的诗性归属与精神生态指向,因此,笔者认为,“生态诗”是在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人类未来的忧虑中祛魅,在对人与自然和谐世界的乌托邦建构中复魅,用生态的诗的语言和艺术手法显魅,并能为人类灵魂提供一个诗意栖息地的诗。这一概念在之前众多学者和诗人对“生态诗”的定义基础上更明确了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仅强调思想内涵的生态性,还强调诗歌语言和艺术手法的生态性,并凸显出“生态诗”的精神生态属性,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生态诗”,亦正是新世纪以来“生态诗”呈现的“绿色的诗意”的独特风景。
  一、祛魅:现代文明的疼痛
  王诺曾指出:“工业和科技文明对自然的征服和破坏,在20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确实,现代社会孕生的工具理性、高科技化、物化、欲望化等所谓“现代文明”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催生器,荒漠化、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地球升温、能源危机等各种危机愈益严峻。而中国,“拿来”西方现代文明后,亦以热情蓬勃的经济建设与竭泽而渔式的工业化建设不断侵吞良田、山林,肆意污染河流、空气,人为地砸断了人与自然之间平衡谐和的生态链条,陷入了经济发展的“迷梦”中。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峻,人们的生态意识才日益自觉与清醒,开始批判与反思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诗人们亦不例外,“站在大自然的伤口和工业废墟的边缘”,以生态诗传达了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对人类未来的忧虑,在对现代文明的“祛魅”中喊出了“世界的疼痛”。
  (一)现代文明的批判新世纪以来,许多诗人都关注生态,对当下的生态压力与危机日益自觉,形成了强烈的生态意识。生态意识尤为强烈的诗人吉狄马加曾不无忧患地指出:“今天在发展中我们感到的最大压力就是生态压力。”面对这日益加剧的生态压力,关心生态的诗人们穿透科技繁华和消费时尚的表层景象,着力于揭露现代化和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各种惨重现状,毫不留情地批判一切直接或间接破坏与影响生态平衡的行径,批判矛头直指现代文明以及附着于现代文明肌体上的工具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等观念,以呼吁人们热爱自然、敬畏一切生命,从而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华海曾以他的生态诗歌实践着“现代性的批判和生态危机的警醒”,他的《突然听到大山喊疼》《工厂,踞坐在河对岸》《铁轨,穿过风景线》《悬崖上的红灯》等诗都控诉了人类由于乱砍滥伐、过度开采、发展工业与现代文明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现象。雷平阳亦是一个自觉关注自然生态的诗人,他曾在《白色大坝》中写道“这条柔软的大江/它头重脚轻/在经过漫湾的那一天,我看见白色的大坝/它几乎高过了四周所有的山峰/但在它的脚下:那些没有撤走的/水电工人,他们守着生锈的钢模/慵倦地,往江水中投掷着细小的石头”,诗写的是澜沧江在被人为开发、利用后失去了昔日的美丽而“头重脚轻”的生态破坏状态,其批判力虽然隐忍低调,却直抵人心;同样,他的《我的家乡已经面目全非》《在会泽迤车看风景》《有几条河流在赛跑》《上河,上河》《高速公路》等诗都呈现了对人类摧毁自然的现代文明的质疑和批判。广西诗人吉小吉的《歌声即将被人枪杀》《触摸疼痛》《一只小鸟是不是在路边安睡?》《郊外》《刀痕》《鬼门关》等诗亦都痛心而敏锐地批判了商品大潮冲击中现代人满足自身奢侈的物质欲望而肆意猎杀自然生灵的残忍行径和对生态文明的人为破坏行为。
  生态危机面前,诗人们只能以反乌托邦的笔法在对现代文明的揭露、控诉与批判中呈现生态遭到破坏后的未来图景,发出生态预警,从而呼吁人们抵抗和拒绝非生态的各种观念,以抑制反生态行径的发生。
  (二)未来命运的忧思新世纪以来,诗人们亲临森林被毁、江河污染、洪水泛滥、资源枯竭、物种灭绝、温室效应、大气污染、臭氧空洞、沙漠化、地震、海啸、冰灾等各种生态破坏带来的恶果,触摸生态悲剧,他们对地球、对人类自身充满了忧患,折射于其诗歌创作中,是对未来、对人类、对整个地球与宇宙的忧思。吉狄马加的一句诗读之非常疼痛:“我看见一个孩子站在山岗上/双手拿着被剪断的脐带/充满了忧伤”(《一支迁徙的部落》),传达了现代人在被剪断与大地母亲的脐带后的困惑与悲哀,呈现了现代文明下人类的忧伤。吉狄马加曾指出:“我觉得目前很多人对所谓现代生活,特别是对所谓的现代文明是有错误理解的,他们以为现在这种生活是最好的,其实是处于一种麻醉状态。这是因为剪断了和大自然的脐带造成的,他们不把大自然看作滋养生命、维系生存的母体,而把它看作破坏的客体和毁灭的对象。”对人类未来充满忧思的他明确宣扬生态立省的思想,创设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希望以诗歌提升社会生态文明。山东诗人轩辕轼轲笔下也透露出对当下生态的忧虑,如他的《趁着》:“趁着还有一海水让我们望洋兴叹/趁着还有一河水让我们梳洗骏马/趁着还有一池水让我们留下泳姿/趁着还有一桶水让我们把扁担放下/趁着还有一汪水让我们叠好纸船/趁着还有一盆水让我们弄湿枯发/趁着还有一杯水让我们递给嘴唇/趁着还有一滴水让我们缩首抱膝/钻进这滴水里沉默/然后在地球的面颊上/缓缓淌下。”诗人以貌似侥幸而实为绝望的“趁着”口吻传达了他对人类破坏水资源而将酿造的全球水资源枯竭的悲剧的深重忧虑。   有人说,21世纪是生态的世纪。其实,此话背后所蕴藏的是生态危机渐趋严峻的生态形势,敏感的诗人们无法漠视生态危机存在的恶劣事实,他们都心怀忧虑,在诗中埋下凝重的忧思。
  二、复魅:“生态乌托邦”的建构
  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蕾切尔·卡逊曾指出:“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更与人们所熟悉的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诗歌中的道路迥然不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叉路一为我们提供了最后惟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蕾切尔·卡逊所指出的“叉路”便是重新建构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世界。事实上,海德格尔早就引述荷尔德林的诗句(荷尔德林:《在可爱的蓝色中闪烁着……》)提出了“人,诗意地安居”的理想,只不过世人一直在“充满劳绩”的“迷梦”中无法自醒自觉,以致酿成各种生态灾难。当人类置身于“危险的世界中”,才重新意识到“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的重要性。诗人们在生态危机面前,不仅在批判现代文明及其附生的观念、行为中为现代文明“祛魅”,还试图通过想象为自然“复魅”,他们纷纷展开生态想象,着力于“生态乌托邦”的建构,在诗中构筑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乌托邦,以此唤起世人对生态和谐世界的畅想与渴望,展现了生态危机时代人类对诗意栖居理想的追寻,此正为生态诗的另一特质。
  (一)自然情怀在构建“生态乌托邦”的诗中,诗人不是以自然的掠夺者、占有者和主人的面目出现,亦不再以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主导下的人类价值标准衡量自然界中其他生命的价值,主宰其他生命体的命运,而是同为“物我同一”的生命体。正如海德格尔曾指出的,人不是自然存在的主人,而是自然界的看护者、存在的牧羊人,他认为人应该懂得他仅仅是整个生存系统的一部分,并且人的命运从属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命运。在诗人们笔下,诗人是自然之子,森林、草原、山川、海洋、河流、湖泊等生态景观成为与诗人休戚与共的存在体,而不再如传统诗歌中作为诗人“托物言志”的载体,诗人们以一种自然情怀对自然界一切动植物等生命个体同等尊重、敬畏,再无高低贵贱之分。生态诗中穿行的自然万物与传统诗歌中的自然并不一致,传统诗歌中的诗人大多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目光打量自然,“以我观物”,使“物皆着我之色彩”,“自然”成为“我”的投射对象和附着点(如比喻、象征),甚至是暂借的屏障(如起兴),并非“生态”的“自然”;而“生态诗”中的“自然”是与“我”同一的“自然”,是“我”与“自然”合一后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审视、批判和忧患,是生态危机背景下让人类由于忧虑而在批判与“乌托邦建构”中“想像”的“自然”。雷平阳曾将自己概括为“石头的模样,泥巴的心肠,庄稼的品质”,正因如此胸襟,诗人笔下才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对万物的珍爱,如《一头羊的孤单》《石头之歌》等诗无不呈现其深厚的自然情怀。诗人江非曾表示要“要做一个自然主义者”,因此他在其诗歌中显示了自己浓烈的自然情怀,如《一头熊》《傍晚的三种植物》《土拨鼠之歌》等诗。徐俊国也是一个深怀自然情怀的诗人,他曾深受卢梭的《瓦尔登湖》和雅姆诗歌的影响,曾拥有七个版本的《瓦尔登湖》和四本完全一样的《雅姆抒隋诗选》,卢梭和雅姆都是自然主义和生态文学的先驱者与代表者,尤其对于雅姆,诗人特别倾心,曾写有《雅姆和我》一诗,并明确承认“我崇尚雅姆,所以我的‘主义’就是‘雅姆主义’”,他的《一头牛》《南瓜》《致蜗牛》《告诉丹顶鹤》等诗都呈现了他渴望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然情怀。敕勒川在《一棵草》中把自己置换为一棵“小到微不足道”的草,道出了草的命运,显示了诗人与草可以互相置换身份的等同位置;苏浅的《菠萝菠萝蜜》、唐果的《关于一个石头滚下山的猜想》《跟植物进行一场生长比赛》《我把颜色给了蝴蝶》《下山的草莓》等诗都在他们对动物、植物的亲近与敬畏中透露出生态情怀,华海、雷笛、吉小吉、李小洛、东荡子、沈河、徐书遐、南蛮玉、唐德亮等诗人亦都将自己的心身融于自然,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折射了诗人们的自然情怀。
  (二)诗意家园新世纪以来,不少诗人们以一些有关自然生态的诗歌系列强力出击,在诗坛上形成强劲的聚合效应,如雷平阳的“云南”,吉狄马加的“大凉山”“青海湖”,江非的“平墩湖”,徐俊国的“鹅塘村”,路也的“江心洲”,邰筐的“理想国”,等等,显示了诗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诗意家园的追寻。诗人们通过驰骋想象所构建的是他们理想的诗意家园,但在当下生态危机严重威胁人类家园的境况下,这些诗意家园其实都是一个个虚构的“生态乌托邦”,所传达的是他们对这些生态理想的渴望。雷平阳作为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他笔下一系列书写“云南”的诗虽然建基于他的“云南”经验,但他所建构的“云南”依然是一个想象的、虚构的“云南”,是他对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世界的诗意构想。坚持“自然主义”的江非曾明确表示:“要构建一个‘风、雅、颂’三位一体、完整的个人写作体系。这个体系的母体对自己来说应该是‘乡村’以及‘乡村的这个时代’,具体地说,就是平墩湖和它的在场。”@对于江非围绕平墩湖所写的系列诗歌,林莽认为他“以一种自然的心态,表达了一个大地之子对养育他的这片土地的敬重与爱”,江非正是以一种自然的心态,以平墩湖为圆心,构建了一个诗意的乌托邦。秉持雅姆主义的徐俊国则以“鹅塘村”为聚焦点建构了一个“美好、祥和、自足、充满生命和谐的乡土”,他的“鹅塘村”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崇尚自然、万物和谐共处、安详宁静、赏罚有序、知足常乐的“生命乌托邦”,诗人的《躺在黄昏的麦秸垛上》《告诉丹顶鹤》《为花招魂》《来到鹅塘村》《蝈蝈、六娘和我》等诗都在乡村经验的基础上以丰富的想象力构造了一个披上乌托邦色彩的“鹅塘村”。徐俊国虽然深受卢梭和雅姆影响,但他并未标榜自己是生态诗人,却一直以生态情怀关注自然万物和生态状态,并构筑了一个理想而诗意的生态乌托邦世界。
  诗人们以他们深重的自然情怀,构建其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生态平衡、天人合一的理想,以此复魅于自然,勾唤起人们对生态乌托邦世界的向往,从而激活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清醒意识和对实现生态平衡和谐理想的共同努力,这正是新世纪以来诗人们在生态危机的压力下寻求缓解方案的一条诗意路径。   三、显魅:生态的诗语与诗艺
  生态诗虽然是一个新兴的诗歌“体型”,但与下半身诗歌、口水诗、垃圾诗、低诗歌等姿态截然不同,笔者认为它不仅是以生态为题材与主题,更应注重诗歌语言与诗歌艺术的生态性,而不能沦为以生态为主题的广告语或宣传单。当下许多所谓的“诗”如口水诗、垃圾诗、低诗歌等都是诗歌世界中的反生态品,破坏了读者的阅读生态与精神生态。因此,书写生态主题的作品若不能以生态的诗语和诗艺呈现与传达,亦无从成为“生态的诗”。“生态诗”是拒绝口水诗、拒绝口号、宣言、广告而用诗的语言与诗的艺术手法呈现生态之魅的诗。总体而言,在语言上,生态诗拒绝直白、污秽而追求精练、含蓄;在艺术手法上,生态诗拒绝直接宣告而追求生态情怀的“内化”,追求曲折、暗示性等效果。
  (一)生态的诗语当下许多诗人大量运用口语、大白话入诗,完全是如大白话、自开水的口水诗、废话诗,用词简易、直白、随意,毫无诗性自律与难度,纯属文字游戏、语言垃圾。生态诗既为“生态”诗,就应该杜绝当下的“语言垃圾”入诗,因此,朴素而不口水,清新而不寡淡,富含语言的张力,让人读之如入澄明之境,于平淡中品出奇崛,成为生态诗的语言追求。生态诗人已有一部分诗人善于通过单纯质朴而深入浅出的语言拓展诗歌的可能性,曲折地传达自己的生态情怀。华海在给生态诗下定义时强调了借助“语言的梦想”,其实是对诗歌语言的自律与自觉。他的诗大多质朴清新,却又常能抵达“澄明之境”。获得人民文学奖的诗人雷平阳的诗亦不追求华丽的辞藻,语言朴素、纯朴得似乎沾满尘土,却又精练简洁,深入浅出。徐俊国在诗歌语言方面颇为自觉,有论者曾指出他的诗“就像一股从大自然吹来的清风,给混沌热闹的诗坛带来几许清凉之气”,是用“月光的语言”铺就的,可窥见其诗歌语言的生态性,如他的《告诉丹顶鹤》:
  带着止疼药、谣曲、纱布、白云、爱与祈祷
  我去疗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
  它却从泥草中高高弹起
  溅下三滴泪、九滴血
  它肯定怕我
  把我当成了刚才开枪的那个人
  望着飘满碎羽的天空、痉挛的大地
  我多想告诉丹顶鹤
  那个人的眼睛与我的眼睛是不一样的
  它们恰好代表了灵魂的两种类型
  一种放射出青色的凶光
  另一种蓄满清澈的温柔与悲悯
  整首诗的语言质朴却又唯美,简单而又朦胧,诗人不是直接宣泄对丹顶鹤的同情与悲悯之情,亦非大声控诉或批判人类枪杀丹顶鹤的残忍行径,而是以朴素的语言传达自己内心的疼痛与悲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诗”便必须用这类生态的、诗的语言书写的以生态为主题。
  (二)生态的诗艺当下许多诗人沉溺于一味地平面铺陈、流水账式记录,只是将日常生活语言分行排列,根本不讲究任何诗歌艺术,拒绝隐喻、象征、通感等诗歌表现艺术,消解了诗的象征、隐喻蕴含,诗的传统审美特性完全消解,诗性特征模糊甚至完全消失。生态诗虽以生态为主题,但决非生态主题的直接宣泄、口号呐喊或广告宣传。当下许多所谓的“生态诗人”都在直接宣泄现代文明对生态平衡的破坏,都在喊口号似的呼吁人们关注生态。事实上,生态诗首先必须是诗,在诗歌艺术上就必须注重生态主题的“内化”。这种“内化”是无形的,是不露痕迹的,是调动各种诗歌艺术手法将生态主题与诗人的生态情怀“内化”于字里行间。如吉小吉的《刀痕》:
  一棵光秃秃的树
  在江滨路旁
  孤独地,站着
  它,无声地喊我
  喊每一个过往的人
  夕阳带着我走到它身边
  夕阳拥抱着它
  夕阳不说话
  而我,被惊呆了——
  大树正向我张开嘴巴
  它要说话
  它一定是要对我
  说说话
  但它,说不出口
  它长久地
  张开嘴巴
  什么都说不出口
  始终,什么都
  说不出口
  直到夕阳悄悄离开
  直至我悄悄离开
  整首诗写得含蓄有度,江滨路旁的一棵树被文明的人类砍伤了,张大嘴巴想喊过往的行人,却喊不出,因为人类就是凶手。但诗人并未明说,而是在隐藏与表现之间传达出入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甚至诗中连“刀”的字眼都未曾出现,只以树想喊疼却喊不出的细节暗示树被人砍伤了留有刀痕,暗示树的孤独与无助,暗示人类的残忍与对自然的破坏。而更深层的意蕴在于,诗人所描画的“刀痕”并不仅仅是人类砍在了树的肢体上,其实更是砍在人类自身的命运上,全诗充满了暗示性和预言性,以暗示、拟人、省略等艺术手法巧妙地传达了他对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的愤怒和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忧思。雷平阳、华海、徐俊国、江非、苏浅、唐果等诗人都较为出色地完成了生态主题的“内化”。
  生态诗正是以生态的语言和生态的诗艺为当下嘈杂的诗坛掀起一片生态的绿色诗意。
  四、终极之魅:灵魂的栖息地
  当代著名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曾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革命,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此言正敏锐地洞察了生态危机与文化系统的关系,生态危机根源于文化危机,而文化危机最本原的根源又在于人类自身的精神意念,生态危机、文化危机、文明危机在终极意义上都与人的灵魂相关,因此如果“生态诗”不能抵达终极符旨,无法给人类灵魂提供一方栖息之地,那么,灵魂无法安顿,精神无从安顿,人类的精神危机无从解决,文化危机、文明危机亦无从解决,生态危机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也正是当下具有生态情怀的诗人们需要继续努力与突破的地方。当下许多所谓的“生态诗人”并未能意识到这一层面,因而许多“生态诗”依然流于表面的生态危机的揭露与批判、忧虑,或建构一个虚幻的“生态乌托邦”,这些努力都没有触及生态危机的根本层面和书写生态主题的终极指向。因此,生态诗的终极之魅不在于自然,不在于生态乌托邦,而在于人类的精神境界,在于人类的灵魂。生态危机下很多生活于心灵监狱或者是技术锁链中的现代人都处于个群分裂、身心分裂、天人分裂的分裂状态,精神生态的非健康状态滋生的非健康消费观、发展观、价值观等理念严重威胁生态和谐世界的建立。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批判人类破坏自然的问题,不仅仅是保护自然的问题,不仅仅是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系统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人类精神生态健康与否的本质问题,是关乎人类灵魂能否找到安顿之所的终极问题。正是从这一层面观看生态诗歌,才能揭开生态诗歌的终极之魅。斯科特·斯洛维克将“生态诗歌”称为“可持续诗歌”,或许正是意识到生态诗歌的终极意义对于人类无论是自然维度还是精神与灵魂维度的重要性。徐俊国建构的“鹅塘村”虽然依然是一个“乌托邦”,但许多诗却直击人类灵魂的阵痛。灵焚在评读其诗时常感觉非常“痛苦”、“吃力”,主要原因便在于徐俊国之诗在灵魂叙事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其他书写乡村的诗人并不一样,因而无法以常情理解诗人的思想内核,此正凸显了徐俊国诗的“难度”。华海、雷平阳、吉小吉、江非等诗人所诗意构建的“生态乌托邦”背后正是为灵魂寻找一个诗意栖息的居所所做的努力。当然,由于“终极之魅”的抵达并非易事,因此,生态诗人们依然需要继续努力。
  卢梭曾说过,是人的自我完善能力“最终使人成为他自己和大自然的暴君”,同样,当自然以生态危机“制裁”人类而给人类带来各种灾难时,只有人的自我完善能力最终能拯救他自己与大自然的平衡和谐关系,从而拯救人类自身。新世纪以来的一些诗人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与生态灾难时,自觉地操持诗歌这种话语方式,以生态的诗歌语言和诗歌艺术为现代文明“祛魅”,为“自然”复魅,为自己所构建的诗意乌托邦“显魅”,并在生态危机的反思与自省中试图为灵魂寻找一个诗意栖居之所,从而为抵达人与自然和谐的“终极之魅”而做出诗意的努力。他们的这一努力在新世纪的诗歌领地上敞开了一扇诗意的“绿色之门”,值得更多的诗人种植更引人注目的绿色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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