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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动态哪订 理论动态

来源:爱情文章 时间:2019-06-01 点击: 推荐访问: 动态 动态密码可以做什么 动态平衡

  ●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中国文学话题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学话题的热烈讨论,除各报刊发表的文章外,一些文学报刊和大学还先后举行了研讨会,其中有文艺报社、中国作家网举行的“莫言小说特质及中国文学发展可能性”专家研讨会,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莫言·诺贝尔奖·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山东大学文学院的“莫言文学成就研讨会”等。
  莫言获奖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莫言是第一位用汉语写作的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认为这不仅是莫言个人的荣誉,也在思考它对中国文学具有什么意义,将产生什么影响。陈思和说:“莫言的获奖不仅仅是莫言本人的成就被认可,它也包含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关注。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这是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经验所换得的。”(《文汇报》)范玉刚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信心,这毕竟是对作家世界性的最高承认方式。一个本土的中国作家得奖,对中国作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其获奖的特殊意义还在于,他并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和体制才能创作的特定形象,而是在现实条件下,书写出他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文学,一定意义上展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气象。”(《学习时报》)贺绍俊提及国学大师饶宗颐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我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一个中学西渐的年代。”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以这种方式积极回应了饶老的预言,“莫言被诺贝尔文学奖所承认,正是‘中学西渐’过程中的一个醒目路标”。(《光明日报》)梁鸿鹰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我国文学日益得到国际认可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莫言是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巨大武库,任何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几乎都无法绕开莫言这个巨大的存在。”(《文艺报》)邱华栋说:“莫言是世界文学流转在地理学意义上转换的一个重要成果。他也是中国当代中国文学30年发展的代表。我觉得诺贝尔文学奖看到了世界文学在大陆之间的转换、延续和发展。”(《光明日报》)
  中国文学如何与世界文学对话。张志忠说:“当下的中国文学既要有本土性,又要有普世性,要和世界文学有一个对话的平台。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莫言的意义就在于他在这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莫言的创作有世界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在讲人性,讲普泛的人的价值,讲人的尊严,讲道德,但又是放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强调中国的本土性,或者说,强调中国农民这样的一种关照世界、立身于世界独特的方式。”张清华说:“我现在特别希望,我们能够从人文主义的普世价值,从五四文学传统的当代传承这个角度来理解当代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够看到当代文学的真正的发展,看到当代文学的价值,而不是用一种有色眼镜,用绝对化的所谓的世界性的标准,认为凡是世界文学的作家,都是规格高的,而中国的作家都是规格低的。这次莫言获奖,不就是给了我们这样看问题的方式一个很好的教训吗?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有可以跟世界文学进行对话的作家和作品,当我们去掉有色眼镜来看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地面对、认可、承认我们当代文学的成绩,这是我特别想表达的一点。”(《文艺报》)
  莫言的文学特质。陈晓明说:“莫言是一个有很强的介入性、超越性的作家。这是莫言和其他的中国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对现代派和寻根派来说,莫言都是慢了一拍的。所以我们一直怀疑,他既不是现代派、也不是寻根派,但是他又既是现代派、又是寻根派,他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介入文学现场的。他能够把这些文学潮流,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造,后面才有了先锋派的崛起。”张志忠说:“我们看莫言的作品,血腥、苦难、饥饿、死亡、残酷都是有的,但是你要看到他要通过这些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主体精神、主体意识。莫言是一个有理想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坚持把奖项授予弘扬文学理想,或者弘扬人的理想的作家,我觉得莫言在这方面非常吻合。可惜对这点我们现在讲得还远远不够,莫言站在高梁地上看什么呢?他不但看苦难、血泪、饥饿、死亡、孤独,更多的是在讲述苦难、血泪、饥饿、死亡、孤独的过程当中,表现一种生命的英雄主义、生命的理想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残酷和苦难是莫言一个很重要的特质。而且,这个特质的背后是有底蕴的,什么底蕴呢?莫言是站在农民文化的立场上,站在农民的本位上,他有一种农民的信念、农民的执著、农民的质朴,农民强悍的生命力。”(《文艺报》)
  莫言与魔幻现实主义。莫言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中吸取了营养,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也提到了魔幻现实主义,因此这也是一个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陈众议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里提到了莫言跟拉美、跟西方文学的关系,我听到后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种武断的说法。莫言吸纳的远远不止是拉美文学,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对于外国作家的借鉴经常不是在浅层次上,大多数成熟作家在作品中所给予的是一种反馈,这种反馈是很高层次的一种呼应,是与外国作家高层次的对话、神交。比如说莫言,他的作品开始确实是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从《红高梁家族》到《蛙》,我一直在跟踪他的创作历程,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里面,我认为他对这些外国作品是一种超越。莫言非常敏感,他敏感地注意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集体无意识,所以他们只停留在浅层次上。”(《文艺报》)贺绍俊说:“瑞典文学院的老头们从莫言身上看到,中国的当代文学给西方带来了新的元素,他们把这种新元素命名为‘hallucinatory realism’。中国的新闻媒介在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一新命名时还没有丝毫的准备,因此他们将其翻译为‘魔幻现实主义’。这个翻译肯定是不准确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英语表达是‘magic realism’。magic和hallucinatory这两个英语单词的意义虽然有重叠之处,但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却是很耐人寻味的。magic的意思是魔术、巫术,hallucinatory的意思是幻觉、幻象。魔术、巫术首先是一种客观行为,这种客观行为造成了神秘的景象,而幻觉、幻象则是指人们内心产生的非现实的景象。从这两个词语的细微差别就可以看出魔幻现实主义与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概括是有所不同的,魔幻现实主义强调了小说的神秘}生是与现实的神秘性相关的,表现了‘拉丁美洲光怪陆离、虚幻恍惚的现实’,因为拉丁美洲的现实是一个巫术流行的现实,人们流行用一种非现实的观念去看待和理解现实,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拉丁美洲的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是从拉丁美洲土著人眼里看见、头脑中理解和口中表述出来的“真实”,是一种类似于“原型神话”的“真实”。’而瑞典文学院看重的是莫言作品中的主观性,因此他们用‘hallucinatory realism’来修饰莫言的现实主义创作,也就是说,莫言在作品中所展示的现实是现实场景在他头脑中折射出的幻象,是莫言面对现实的幻觉。以这样的理解为基础,我倾向于将‘hallucinatory realism’翻译为幻化的现实主义。……莫言所创造的幻化的现实主义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奉献给世界文学的一份礼物。”(《文艺报》)童明说:“Hallucinatory realism可直译为‘幻觉现实主义’。如果按关键词的内涵,译为‘谵妄幻觉现实主义’或‘谵妄现实主义’则更准确传神。文学中的‘谵妄’现象虽然存在已久,‘谵妄现实主义’却是一个新词,暗示诺贝尔委员会在莫言作品中看到一种特殊的文学乃至文化现象。”“hallucination和莫言获奖原因相关的‘幻觉’(haUucination)属于精神分析学的病理范畴。这种幻觉包括幻听、幻视、幻触等,是谵妄(delirium)的表征,所以,指的是谵妄幻觉。”“文学中纳入负面情绪和病态并非新事,且已形成现代文学(包括先锋派)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文学的发展,又扩充了负面美学的内涵。卡夫卡是负面美学成就最突出的实例。所以,诺贝尔委员会用‘谵妄现实主义’这个词,虽然赋予莫言作品病态和负面情绪的涵义,对莫言的文学作品未必是贬低,甚至可能是肯定。”“莫言曾经追随过现代先锋派的艺术,而后他的大量作品却囊括了畅销文学的特点。那么,莫言的谵妄现实主义,是艺术对谵妄的主动运用,还是被动、无意识地显现谵妄?他是以病态式叙述形成艺术对病态现实的反抗,还是现实病态本身的一个实例?还有第三种可能:莫言介乎这两者之间。诺贝尔委员会给了一个关键词,也提出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南方周末》)徐贲在推荐童明这篇文章时又专门对“谵妄现实主义”作了介绍,他说:“‘谵妄现实主义’是一个大约在1970年代开始被批评家使用的新词。‘谵妄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有些联系,但却有它自己的特定含义。1981年出版的《牛津20世纪艺术大全》(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Art)对‘谵妄现实主义’的定义是:‘精细正确的细节描绘,但这种现实主义并不描述外部现实,因为它用现实手法描述的主题只属于梦境和幻想。’(第529页)德国歌德大学的林德勒(Burkhardt Lindner)教授则指出,‘谵妄现实主义追求的是一种类似梦境的真实’,按照这个解释也可以把谵妄现实主义称为‘白日梦现实主义’。诺贝尔奖是用瑞典语和英语发布的,瑞典语发布使用的是‘hallucinatorisk skä;rpa’,也就是英语的‘hallucinatory sharpness’。”   ●“西部文学"的讨论
  《文学自由谈》从2012年第2期,接连数期发表关于西部文学的讨论,其起因是严英秀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位藏族作家,她对西部文学的概念有了越来越大的疑惑,为此她写了一篇质疑西部文学概念准确性的文章《“西部写作”的虚妄》,她在文章中通过自己的写作经验反思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部文学。严英秀写此文章的起因是她看到不少评论家用一种特定的“西部文学”的标准来要求西部作家的写作:“评论家说,对现在的甘肃小说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这些作品全然不是多年前所熟悉的西部文学的状貌,无法引发那种亲切感新鲜感夹杂的阅读期待。”特别是在一次为甘肃八位作家举行的研讨会上,评论家普遍认为,西部写作的地域特色可能在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城市气质。严英秀认为,这种评论家似乎都在期待西部作家坚持写原汁原味的“西部文学”,但她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写作经验出发,谈了她对写作的态度。她认为:“从文学史的眼光看,从中国文学的全局观照,‘西部作家’这样一种提法曾经是有意义、也有意味的,但时光走到今天,我认为已经不存在这样一个整齐划一的‘西部作家’的群体。生活在西部的作家同样面临的是普遍的中国性境遇,没有谁因为‘西部’而可以置身事外,逍遥在千年的牧歌想象中,没有谁不被裹挟进强大而盲目的现代化洪流中,从根本上说,并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西部’,‘西部’本身已面目模糊。因此,西部作家写作时遇到的问题和别处的作家一样,是干头万绪,难以一言以蔽之。每个作家在每个阶段遇到的问题也会不一样。若非要做群体性的区别的话,可以说,西部作家更强烈地感受着山川河流痛失往日面貌的滋味,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突破的地方也许都在这里,即如何用手中之笔有力地表达我们失乡、寻乡的精神历程。”另一位甘肃作家弋舟认为:“这只是特定阶段内的产物,这个‘西部’和‘特色’,只是特定时段里的特定语境。如果我们承认时光在流传,世界在改变,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西部特色’也将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所指。据说我国城市人口已经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便是今日我们面对的格局,文学描述的图景随之转变,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当然,文学绝不会是日新月异的事情,那些亘古与恒常的准则,永远会作用在我们的审美中。在这个意义上,我几乎没有将自己的写作落实在某个‘地域’的窠臼中。我个人觉得,生活在中国的西北,生活在中国的内陆,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有利于其对于这个国度更本质地认识。作用在自己的写作中,这样的认识,意义就堪称重大了——更本质地把握我们的国家,更本质地把握中国人的境遇,由此,便可以放眼整个人类的世态炎凉与爱恨情仇了。”严英秀进而批评了目前仍然被人们欣赏的“西部文学”的写作状况:“总是浮泛而虚弱的呈现,总是停留在一个类型化的抒情时代,大家千人一面地在作品中铺排、呈现‘西部’和民族文化中的一些表象的成分,这些成分在许多时候仅仅是一些地域风情性的标签和符号,总是用这些缺少精神支撑的地理和文化标签、符号制造出来的神秘的宏大,荒凉的崇高,虚飘的神性。这种症候,在藏族文学领域,表现得尤甚。我知道,在眼下,有关藏族,有关青藏,有关少数民族,题材本身就是一种极富价值的资源,有许多人在‘东部’陌生化的期待视野下进行着这样取巧的写作——在潜在的功利性美学目的、懒惰的思维、固定的套路下的写作,那种放弃了难度的匮乏现实感情和现实能力的再现型的写作。”(《文学自由谈》2012年第2期)
  阎小鹏认为,不能因为西部社会巨大的变化,就否定“西部文学”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的可能性。他认为:“西部永存,西部写作大有可为。西部独特的历史风云和文化组成,无疑是巨大的精神宝藏。”他也承认西部文学存在着人们所批评的“站在优越于西部的文化位置上的浪漫主义描述与假设”的问题,也理解像严英秀这样的西部作家的困惑,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西部作家大可不必为了继续听到赞许和鼓励的掌声,放弃对当下生活真实言说的义务和责任,安于某些‘文化中心主义者’给自己派定的边地角色,迷醉于发古思性,得意于猎奇涉险,营造令人眩晕的假象与谎言。而是应该直面‘西部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真实处境,穿越被固化的了‘西部文学’表层色调,超越风俗民情等题材层面,开掘‘西部文学’丰富多彩的精神价值,重视普遍性的人道、人性以及‘人类性’的诸种内涵,绘制新型的‘西部文学’图景。”(《文学自由谈》2012年第4期)
  一位来自西北的学者王贵禄则认为,应该将“西部文学”纳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切入点:“其一,1980年代西部文学之文学史叙事的可行性,可在‘伤痕’、‘反思’、‘寻根’等大潮之外,设立‘西部文学’专章,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西部文学与文学主潮形成了若即若离的关系,但呈现出了较为鲜明的地域特性。举例来说,如果将路遥安排在1980年代的任何一个文学潮流中都显得比较勉强,但倘若在‘西部文学流派’这个章节来叙述,不仅极为恰当,而且其文学人生也将得到更深刻的阐释,其他作家如张贤亮、张承志、贾平凹也与路遥有相似之处。此外,像杨志军、陆天明、赵光鸣、柏原、邵振国这些作家亦有可能被文学史‘重新发现’。其二,在‘新世纪文学’的叙事板块中同样可以设置‘西部文学流派’的章节,其原因在于,首先是21世纪以来西部文学成就突出,其地域性相对1980年代、199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固化与强化,流派的格局也更趋于完整;其次是西部作家在这一时期展现出的对文学性的坚守和对文学理想的执著,使他们的文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有效扭转了‘伪后现代派小说’在叙事领域形成的颓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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